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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美军“作战指挥链”
2015年06月26日   审核人:

作为联合作战的先行者,美军拥有当今世界最为系统完善的联合作战指挥体系,这一系统也为美军全球部署、机动、作战提供了有力支撑——

解读美军“作战指挥链”

来源:解放军报  作者:付征南 赵小卓  时间:2015-02-13 08:38:28



    军眼聚焦

    美军现役部队只有130余万人,全球驻军、全球机动、全球作战,面对不确定的对手、不确定的战场、不确定的战争样式,基本做到了“招之即来,来则能战”。美军高效行动的背后,有一整套结构合理、责权分明、不断升级的联合作战指挥体系。

    层级精干 责权分明——

    “作战指挥链”如何构成

    在美军军语体系中,并没有“作战指挥体制”或“领导指挥体制”的术语,而是将相应或相似体制统称为“指挥链”。美军“指挥链”由两部分构成:一是“行政指挥链”,也就是所谓的军政系统或领导管理体制,以“总统和国防部长-军种部长(军种参谋长)-军种部队”为基本主线,主要负责对机关和部队领导、管理、军种训练、军种联合基础训练和后勤保障;二是“作战指挥链”,也就是所谓的军令系统或作战指挥体制,以“总统和国防部长(通过参联会主席)-联合作战司令部-作战部队”为基本链条,主要负责对部队的作战指挥、控制、协调和联合训练。

    现代作战爆发突然,节奏快、强度大,作战指挥的效率直接影响着战争运行,指挥链层级越少,权力越集中效率越高。美军“作战指挥链”由最高指挥当局、各联合作战司令部和军种组成部队三级构成,军种完全退出作战指挥链,联合作战司令部成为整个作战指挥链的枢纽和重心,大幅提升了指挥效率。

    首先,在最高层,由总统和国防部长构成的最高指挥当局负责制定战略决策。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就国家安全问题向总统提供咨询。参联会由参联会主席、副主席、陆军参谋长、空军参谋长、海军作战部长、海军陆战队司令和国民警卫局局长等组成,是总统和国防部长的主要军事咨询和参谋机构,也是维系军政和军令系统正常运行的重要纽带。参联会主席是美国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防部长的首席军事顾问,拥有美国武装力量军官的最高军衔,但没有作战指挥权。

    第二,在中间层,联合作战司令部司令全权负责战役指挥。美军联合作战司令部由6大地区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欧洲司令部、中央司令部、南方司令部、北方司令部)和3大职能司令部(战略司令部、运输司令部和特种作战司令部)构成,是美军全军战备活动的重心,也是其集成军种核心能力、处理军种竞争的主要组织平台。战时联合作战司令部司令通过参联会主席领受总统和国防部长下达的命令,对战区内所有部队全权实施指挥,并直接向最高指挥当局负责。

    第三,在执行层,军种组成司令部负责战术实施。联合作战司令部下辖军种组成司令部,根据联合作战司令部司令下达的作战命令,执行作战计划,提供作战部队,遂行作战任务。

    作为美军“作战指挥链”的核心,联合作战司令部的组织机构主要由司令部机关、下属联合作战司令部、军种组成部队司令部、临时或常设联合特遣队几个部分组成。

    司令部机关主要由联合参谋部、直属单位及附属人员和设施组成。下属联合作战司令部,即联合作战司令部下辖的地区或职能司令部,例如太平洋司令部下辖的驻韩美军和驻日美军司令部,战略司令部下辖的网络司令部等。军种组成部队司令部,例如太平洋司令部下辖的太平洋舰队、太平洋空军司令部等。美军联合作战司令部通常使用临时或常设性的联合特遣队遂行战役战术任务,由在行动中起主要作用的军种部队指挥官担任联合特遣队指挥官,例如太平洋司令部下辖的第519联合特遣队和第510联合特遣队等。

计划完备 权力集中——

    “作战指挥链”如何运行

    美国针对特定国家和特定情况制定了众多详细的“应急计划”。一旦危机发生,美军会迅速对这些应急计划进行选择、修改和扩充,使其升级为“危机行动计划”。美国“国家指挥当局”一旦决定发动战争,危机行动计划经过修订后就会变成“作战命令”,成为战争方案。从运行机制上看,美军作战指挥链运行大致分为4个流程。

    一是拟定应急计划。“应急计划”是和平时期联合作战司令部为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危机预先制定的作战计划,大致可分为3个层次:上层是联合作战司令部制定的整个展区的作战方案;中层是联合作战司令部和军种组成司令部的作战计划;下层是军种组成司令部下属部队的具体实施方案。值得一提的是,应急计划以对特定冲突的预测为基础,其价值并不仅体现在计划的详细程度和预测的精准程度上,更体现在它能为部队演练提供蓝本。通过演习,一方面可以检验作战计划的可行性,为作战计划的修改和完善提供依据;另一方面可以让部队熟悉作战计划,提高军兵种部队相互协调和配合的能力。战争爆发时,部队上了战场就不会感到陌生,因为战场上发生的,极有可能是他们在平时的演习中多次演练过的。

    二是制定危机行动计划。危机行动计划是在危机时期,联合作战司令部在时间紧迫和形势危机情况下制定,并提交给最高决策层作为决策依据的作战计划。危机行动计划虽然会根据现实因素做出调整和修改,但一般以应急计划为基础。例如,1989年12月,美出兵巴拿马,主要依据是“蓝勺行动”作战计划;2003年3月发动伊拉克战争,主要依据的是“1003东方大规模战区战争”作战计划。

    三是发布作战命令。总统根据国内外形势、危机发展状况等一系列现实因素,依据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参联会主席的建议,在危机行动计划的基础上,确定军事行动的总体目标、发起时间、以及“受援联合司令部”(指对作战计划制定负有主要责任的联合作战司令部)和“支援联合司令部”(指为执行某一特定作战计划承担支援任务的联合作战司令部)指挥控制关系等总体作战方案,最后以作战命令的形式由参联会主席向联合作战司令部司令传达。

    四是实施战役行动。联合作战司令部司令根据作战命令,确定具体的兵力部署和任务执行方案,并对下辖所有部队全权实施指挥。美军军政、军令分离体制剥夺了军种参谋长的作战指挥权,军种只有提供兵力的责任,军种参谋长不会与联合司令部司令争权。这就意味着战区内所有部队,无论来自哪个地区、哪个部门,一旦到达战区,原上级指挥机构就无权再对其实施指挥,仅承担对这些部队的行政管理和后勤补给等责任,因此战时受援联合作战司令部司令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可有效调动全军资源用于作战行动。

依法构建 因势而变——

    “作战指挥链”如何升级

    美军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的构建,主要是通过3部法律的相继出台逐渐完善起来的,他们分别是1947年出台的《国家安全法》、1958年出台的《国防部改组法》和1986年出台的《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前后经历了大约40年的时间,美军才在体制和机制上建立起了这种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在构建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的同时,美军也针对现实威胁的变化,不断升级支撑联合作战指挥的指挥控制系统与联合作战战略战术。

    上世纪50年代,美国就开始建指挥控制系统C2。为应对苏联洲际弹道导弹威胁,解决预警时间短的问题,美军认为必须有非常广的通信网,把美国尤其是北美大陆的部队联系起来,然后又加了一个C,就是通信。后来美国发现光有通信不够,必须有情报,所以后来又加了一个I,就是最开始的C3I,之后美军又把侦察的R和监视的S加了进去,形成综合电子信息系统网络,即C4ISR网络。C4ISR通常被译为指挥自动化系统,它由英语的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监视和侦察7个词首字母缩写而来。C4ISR系统的全球化,网络化、一体化和实时化特征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战略,战役和战术的区分概念。这种新颖的数字化网络化会议活动由于及时通报情况,掌握战争全局,在准确的时间和地点,集中兵力兵器及时信息传递,快速定下决心和平行制定作战计划等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每一场战争都不一样,过去的战争尤其是胜战给人们留下了太深的印象,影响着人们对未来战争的想象和设计。在联合作战的战略战术方面,美军却能够放下胜利“包袱”,不断创新战略战术,以己之长击敌之短,注重巧打、快打、精打。

    巧打的代表性理论是“打击重心”。美军认为一个武装集团犹如一部复杂的机器,对于保证这部机器平稳和可靠地运转,某些组成部分比其他部分更重要;这些重要组成部分若受损或被毁,就会使整部机器失灵。这些更重要的部件就是“作战重心”,既是敌方军队从中获得行动自由、战斗力量和战斗意志的源泉,也是己方军队倾全力打击的目标。

    快打的代表性理论是“观察、判断、决定和行动循环”。该理论认为作战行动有4个环节,即观察、判断、决定和行动,把战争双方的活动看作是“观察、判断、决定和行动”周期的不断循环。夺取战争主动权的关键,是缩短己方的“观察、判断、决定和行动”周期,永远比敌人快一步,从而剥夺敌人的反应能力。该理论的实质是强调加快决策和行动节奏,使敌人应接不暇,由作战混乱演变为内部的分崩离析,直到心理瘫痪。

    精打的代表性理论是“网络中心战”。该理论强调通过战场各作战单元的网络化,将各种分散配置的侦察探测系统、指挥控制系统、火力打击系统和综合保障系统集合成一个统一高效的信息网络体系,使各分散配置的部队能够共同感知战场态势,从而把信息优势转化为决策优势和行动优势,进而发挥出最佳作战效能。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

案例剖析

    海湾战争中,美军指挥层级简明、作战方案详尽、运行机制流畅,对此后世界各国的军事战略和军队建设等带来诸多影响——

    从海湾战争看美军“作战指挥链”

    ■付征南

    海湾战争是美军继1986年《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出台,对领导指挥体制做出重大调整之后,对外发动的第一场大规模战争。战争中,美军指挥层级简明、作战方案详尽、运行机制流畅、指控关系明确,其指挥体系运行机制和工作流程在随后的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等军事行动中得到了继承和延续,是揭示美军“作战指挥链”的最佳战例。

    海湾战争中,美军作战指挥链大体分为4个运行流程。一是拟定“90-1002”应急计划。美军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根据中东地区局势的发展,制定了一系列以伊拉克为假想敌的应急作战计划,又于1990年初制定了代号为“90-1002”,即“保卫阿拉伯半岛”作战计划。依据这一计划,美国中央司令部于1990年7月下旬举行了代号为“内部观察90”的军事演习,对“90-1002”作战计划的战术方案、后勤保障和所需兵力等进行了全面检验。海湾战争爆发后,美军能在很短时间内向海湾地区快速部署数十万大军和数百万吨作战物资,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战前预先制定的这份应急计划。

    二是确定“沙漠盾牌/风暴”作战计划。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出兵侵占科威特后,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施瓦茨科普夫于同日向国防部长切尼、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和主要军事顾问汇报了两套军事行动方案,也就是所谓的危机行动计划。第一方案是对伊拉尔目标进行有限的报复性空袭,迫使伊军撤出科威特;第二方案是按照“90-1002”应急计划,用大约17周时间,向海湾地区运送20-25万部队,遏制伊拉克的进攻,并伺机展开攻势,将伊军赶出科威特。1990年8月4日,布什总统批准采纳第二套作战方案,并将其更名为“沙漠盾牌”行动计划。8月7日,美军按照“空地一体战”构想,初步制定了一项代号为“沙漠风暴”的作战计划,后经数月修改和完善,最后形成了一份由空中作战计划、海上作战计划、地面作战计划,以及欺骗行动和后勤支援等辅助性计划组成的总体作战方案。12月19日,美国国防部长切尼在中央司令部详细审查了“沙漠风暴”总体作战方案。切尼向布什汇报后,布什正式批准了这一计划。至此,“沙漠风暴”总体作战计划制定完毕。

    三是发布作战命令。布什批准“沙漠风暴”计划之后,参联会主席鲍威尔根据《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等相关法规,向中央司令部司令施瓦茨科普夫传达了作战命令,明确了各级指挥关系,规定中央司令部是受援作战司令部,负责辖区内所有军事行动,美军其他联合作战司令部是支援司令部,负责为中央司令部提供支援,战区内所有地面部队、战术空军部队和海军部队,接受中央司令部司令的战斗指挥等。

    四是实施战役行动。中央司令部司令施瓦茨科普夫对战区内部队享有作战指挥、军力部署、军官任免和后勤支援等多方面战术控制权,可通过参联会主席接受国防部长下达的命令,向国防部长提出兵力需求,同时作为受援司令部司令,也可要求抽调美军全军部队。按照军种构成和指挥权限,中央司令部组建了陆军、海军、空军、海军陆战队和特种作战部队5个司令部,同时也采取了“任务式指挥”的基本模式,按任务形式向部队下达命令,只规定所需完成任务的类型和时间,而不刻板规定用何种方式完成任务,从而充分调动了下级指挥官的积极性,使其可根据战场形势变化,迅速做出反应。

    经过42天的空袭以及在伊拉克、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边境地带约100小时的陆战,美军主导的多国部队以较小的代价重创伊拉克军队。伊拉克最终接受联合国660号决议,并从科威特撤军。海湾战争是美军自越南战争后主导参加的第一场大规模局部战争,对冷战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产生了深刻影响。海湾战争展示的现代高科技条件下作战的新情况和新特点,对军事战略、战役战术和军队建设等问题带来了诸多影响。

军眼观察

    让一线指挥员 敢于决定

    ——解读美军“任务式指挥”

    ■赵小卓 李雪源

    美军认为,在纷繁复杂、瞬息万变的战争中,一线指挥员最了解战场真实情况。在研究讨论与作战实践中,美军发现,“任务式指挥”能有效调动一线指挥官积极性,提升指挥作战效率。美国陆军2011年版的《作战纲要》中,甚至将任务式指挥作为唯一指挥控制方式。

    美军《陆军条令》对“任务式指挥”的定义为:“在一体化地面作战过程中,指挥官通过使用任务式指挥行使权力和进行指挥,以使具有灵活性和适应性的领导者在按照指挥官意图的前提下发挥符合作战纪律的主动性。”更简单的说,“任务式指挥”就是要求上级指挥官只下达任务命令,不限定完成任务的具体方式和过程, 只规定“做什么”和“为什么做”,而不具体规定“怎么做”,赋予一线指挥官更大的自主权。

    虽然“任务式指挥”的说法早已出现,但美军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却在战争实践中不断深化和改变。2003年3月24日,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军第5军团第11武装直升机团对伊拉克共和国卫队“麦地那师”进行纵深攻击。战斗结束后,第11武装直升机团约30架直升机被击伤或击毁,该团基本失去了战斗力。在装备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这样的战果让美军上下大为震惊。事后总结中,美军发现,在决定实施攻击当晚,第5军团和第11武装直升机团并没有得到攻击目标的明确数据、缺乏足够燃料以及有效压制敌人防空系统的协同手段。第11武装直升机团受领命令后,并没有提出异议,决定放手一搏、如期实施攻击,结果部队却遭到了重大打击。通过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美军深刻认识到,在纷繁复杂的作战环境中实施联合地面作战行动,即便是在先进指挥控制系统的保障下,指挥官也难以实时掌握战场的全部情况。唯有充分发挥一线指挥官的主观能动性,将相当一部分指挥权授予下级,才能确保美军赢得全谱作战的最终胜利。

    想法虽然美好,但想让一线指挥员敢于做决定,却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比如,现代化的通讯手段使指挥更加实时化,战争一线的情况尽在指挥中心掌握,这使一线指挥员更希望通过请示上级而获得进一步的作战指令。矛盾上交的问题在于,需要做出决定的人不在战场一线,上下反复中,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得到的命令却可能完全不符合战场实际情况。正因如此,美军认为,在混乱的战斗中,将决策权分散到最底指挥层级是必要的,要通过机制设置使下级指挥官愿意和能够承担风险,同时上级指挥官应鼓励下级指挥官的这种意愿和能力。

    当然,“任务式指挥”是有条件的。下级对上级意图必须有很好的理解,必须确保部队作战行动始终在上级作战意图范围之内。“任务式指挥”在实施过程中,还需要上下级之间的相互信任与理解,而这些都是近年来美军建设中着力营造和培养的。

    本版制图:苏 鹏

    图片资料:杨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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