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法，是总结军事经验、研究战争规律的书，一直以来对军事文学影响甚巨，几近无处不在。

　　一方面，一些兵法著作本身就属军事文学。

　　“兵学盛典”《孙子》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赡，结构疏朗简洁，语言瑰丽多彩，本身就充满“文学性”。魏武帝曹操在《孙子序》中言：“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小说《三国演义》倾心把曹操塑造成残忍、自负的“乱世之奸雄，治世之能臣”，但他是文学大家，一个“深”字意味深长。后世对《孙子》的文学评价也是一路走高。刘勰《文心雕龙》中说：“孙武兵经，辞如珠玉，岂以习武而不晓文也！”宋代陈傅良说它：“盖与《老子》《谷梁传》相上下。”宋人郑厚认为：“《论语》《易》《大传》之流，孟、荀、杨著书，皆不及（它）。”明朝《纬文琐语》中：“战国文章，孟庄而下，孙武韩非，所为最善。”

　　德国汉学学会主席、科隆大学汉学家、翻译家吕福克钟情中国古诗词，翻译新德语版《孙子》。他说：“孙子13篇，6000余字，像散文诗一般的语言。”又说：“与其说是一部兵书，倒不如说是一部经典文学作品。”

　　显然，不仅《孙子》是经典文学作品，《武经七书》中其他兵法也大多具有相当高的文学性，多可纳入文学作品范畴。

　　另一方面，兵法名著兵法思想影响军事文学创作。

　　《孙子》之文采风格对唐代大诗人杜甫有直接影响。宋严羽说：“少陵诗法如孙武，太白诗法如李广。”杜牧精通兵法，曾注《孙子》《原十六卫》《罪言》等军事论文，兵法气息浓郁。《赤壁》《题乌江亭》等诗篇意气纵横，跌宕起伏，堪称千古经典“军评”。

　　兵法不仅对后世散文、诗作产生影响，对后世军事小说的创作也有极大的影响。《三国演义》《水浒传》均是杰出的“军事小说”，具有“史诗性”“宏大叙事”特点，它们所描述的不是一次战斗、一个战役、一场战争，是很长一个时期里以战争为中心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全景。

　　《三国演义》从“合久必分”的“黄巾起义”写到“分久必合”的“三国归晋”，从公元184年到公元280年，战役300多次，大战役几十次，刻画人物近200个，诸葛亮、曹操、关羽、刘备等形象深入人心。小说中最吸引人的是文字飞扬间的“智慧”。《三国演义》中仅军事领域就涉及军事思想、战略战术、军队训练、后勤保障等，处处能感到兵法、尤其《孙子》《三十六计》的存在，“三国”的大智慧正在于此。

　　《三国演义》的最重要人物之一曹操是个深知“治国以信，治兵以诈”等兵法思想的政治家。因作者“崇汉”，曹操遂成反派，得给“皇叔派”垫底。于是有了鲁迅言“足智多谋而近妖”的孔明、“专治”的曹操。细细品评，耐人寻味。兵法对《三国演义》《水浒传》之后的军事小说如《隋唐演义》《杨家将》《说岳全传》等同样影响巨大，它们都借鉴了兵法思想，充满兵法意味。当代，徐贵祥《历史的天空》中的“梁大牙”很像《三国演义》《水浒传》中的某些人，不时小施诡计，显摆兵法智慧；柳建伟《突出重围》中的演习对抗，也飞扬着兵法风韵。

　　有人认为，一些作品过度渲染诡诈智慧，其副作用不容小觑。古时有“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之说，一般解释，少读《水浒传》，江湖义气，打打杀杀，会危害社会；老读《三国演义》，用计使诈，勾心斗角，于身心无益。还有一种截然相反的解释：看三国，长才启智，人老心定，看也枉然；青春年少，心智蒙昧，必有启迪。这显然是把它当作“人生教科书”了。的确，历史上少有如三国那样在不足百年之间竟有那么多的大英雄、大事件、大捭阖、大政治家。从这一意义上讲，读懂三国就等于读懂政治。 

　　然而，无论作者如何塑造诸葛亮鞠躬尽瘁、关羽忠义千秋，也掩盖不了曹操的“奸诈”、刘备的“厚黑”。细读《三国演义》，上到将帅谋士，下到曹吏士卒，无不时时处处思虑着“诡计”、运用着“诡计”，人人算计对手，人人被对手算计。三国时代人际关系岂不甚是可怕？这种文化长盛不衰正常不正常？人与人之间诚信缺失、尔虞我诈、不择手段，这些与兵法文化有没有联系？

　　中国人尚智如醉。鸿沟之畔，项羽欲与刘邦单挑，刘说：“吾宁斗智，不与斗力。”一个混混亦不屑于厮杀。子路问：“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以至于千百年来，恪守“兵者，凶事也”。每遇挑衅，“先礼后兵”，逼到家门还想“化干戈为玉帛”，总是“上兵伐谋，其次伐交”，慢条斯理，递进应对，几乎找不到急头白脸，先把挑衅者揍个五彩缤纷再说的例子。

　　从文学本身看，谋略是必不可少的，硬实力的打造更不可忽视。

　　毕竟，血性对一个民族的强盛与强大非常重要，缺少不得！

　　（作者为广州军区政治部创作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