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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转折:民族自信的重振
2015年06月25日   审核人: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启示录之一

作者:李银祥来源:中国国防报发布时间:2015-05-18 10: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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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记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中华民族由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确立了历史转折点,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有同侵略者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习近平

抗日战争的胜利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中国人民找回了失落的民族自信!

民族自信是民族对自身价值的充分肯定,是对自身生命力的坚定信念。回望中国近代以来200多年的历史,中华民族走过了一个自信失落、消融,而又重振、强大的历史脉络,其拐点、其关键就在于70年前的那场抗日战争。

一、魂散冰点

1799年,乾隆走了,“康乾盛世”最后一抹余晖消逝在夜色中。故宫上空久久不散的哀乐与哭声,似乎预示着国家将在新的世纪遭遇史无前例的灾难和民族自信的失落。

这个时候,在地球另一半面的那个叫做英伦的小岛上,从17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已近尾声,生产力前所未有地迅猛发展。1820年,英国工业产量占世界工业生产总额的一半以上,成为当时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强国。法、德、美等国也先后确立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工业革命,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发展。

1840年6月,珠江口外的隆隆炮声震碎了“天朝圣国”的迷梦。清政府的腐败昏庸、投降派的妥协破坏,使第一次鸦片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1842年8月29日,《南京条约》签署,这是近代中国的第一个国耻日。这个条约开启了西方列强以条约形式掠夺和奴役中国的梦魇。

正如马克思所说,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护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被暴力打破之后,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密闭在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样,一旦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解体。

《南京条约》签订后,美、法,甚至葡萄牙、比利时、荷兰、西班牙等国也如同嗜血的蚂蟥蜂拥而至,要求“共同分享”侵略利益,民族屈辱的历史从此不断地跌向深渊。1856-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84年的中法战争,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战争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战争赔款一次比一次多,丧失的主权一次比一次大,屈辱也一次比一次多。

60年间,京城两次沦陷,皇帝两次出走,国家和民族的颜面丢尽。近百年的积贫积弱和任人宰割,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人在文化心理上的自卑逐渐积淀,并或隐或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事事不如人”的崇洋媚外心态逐渐产生,且很快达到比比皆是的程度。1915年初,梁启超在《大中华》发刊词中叹息“我国民志气之消沉,至今日极矣”。

曾经的“天朝大国”啊,曾经的文化灿烂啊,曾经的从思想到产品的输出啊,到哪里去了?!

——民族自信失落在远离潮流;

——民族自信失落在皇朝腐朽;

——民族自信失落在文化僵化;

——民族自信失落在军事溃败……

二、激活中国

民族自信的失落勾起了具有“狼子之心”的倭人的贪欲,日本是近代以来带给中国灾难最为深重的国家。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清政府被迫赔款。甲午战争强迫清政府签订赔偿条件十分苛刻的《马关条约》。1900年参加八国联军。1915年提出二十一条,攫走大批政治、经济权利。1931年占领东北。1937年全面侵华,时间长达8年,接近于百年间外国侵华战争的时间总和。中华民族近代化的复兴进程一再被打断。

面对亡国灭种的严酷现实,中华民族的民族自信“神奇般”地在抗日战争时期激活,出现了近代以来从未有过的重新振起。

虽然也有一小部分民族失败主义者内心充满了对东洋鬼子的恐惧,丧失了抵御外侮的信心和勇气,然而绝大多数中国人充满了必胜的信心。1934年10月,鲁迅发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他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些人就是中国的脊梁!”他认为,中国永远不会失去自信。

中国共产党人正是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的筋骨和脊梁”。他们当年的豪情与自信自不必说,我们今天还可以在美国记者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里、在英国记者贝特兰的《华北前线》中看到,毛泽东对日本必败、中国必胜的高度自信。贝特兰说,“在毛泽东对战争问题的全部分析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于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前途的极度信心。”

让我们再来听一听,毛泽东在延安发表题为《论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激情演讲,他说:“黑暗是暂时的,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只要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加巩固起来,在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之下,努力奋斗,我们的敌人一定会死灭下去,一个自由独立的新中国就要出来了。”

“我们的敌人一定会死灭下去”——听听,这是何等的自信!

当时,郭沫若、茅盾、邹韬奋等一些知名学者纷纷发表文章和演讲,宣扬“只要抗战在继续,最终胜利必属于我”。这种抗战到底的决心和抗战必胜的信念,正是中华民族自信心的充分展露。

尽管正面战场不断地丧师失地,平心而论,国民政府也好、蒋介石也好,不管其内心作何种真实想法,对外表现的也依然是深信抗战必胜的信念。1937年12月的《告国民书》,1939年1月的《以事实证明敌国必败我国必胜》,都在反复阐述一个信念“最后胜利必属于我”。

宋庆龄当时撰文欢呼:“中华民族已经像一个巨人似地站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了。全国在精神、行动和意志上这样的团结一致,在我国历史上是空前未有的。”

在抗战第二年,朱自清有感而发,写了《这一天》一文。他说:“从前只是一大块沃土、一大盘散沙的死中国,现在是有血有肉的活中国了。”

据《抗战时代生活史》一书记载,即使像上海沦陷区的市民,“大家心里都有一个‘最后胜利必属于我’的信念”。武汉沦陷时,在“日租界”沿江的一面墙上,留有一条醒目的标语:“五千年历史证明,中华民族决不会亡!”

标语无言,却又如黄钟大吕,那悠远的历史回声仿佛传达着中国人民的抗战决心和必胜信念。

三、思维之胜

民族自信的重新振起、坚强与强大绝不会凭空而来。那么,缘起哪里?探根寻底,民族自信最根本的来自于战略思维的创新、来自于军事辩证法的创造。

历史上,有几人能给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预先精细地描绘路线图?中国共产党人做到了。毛泽东运用矛盾分析法,辩证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在长达8年的战争刚刚进行10个月时,他就为世人描绘了一幅详尽的战争路线图。最终的实践证明,这一预测惊人准确。

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成为中国夺取抗战胜利的强大精神武器。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从实际出发,客观地、全面地考察了抗日战争发生的背景及其近一年的战争进程,在对中日双方客观存在着的各种矛盾各种因素分析的基础上,深入剖析了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这个相互矛盾着的基本特点;科学地阐释了优势与劣势、强大与弱小、进攻与防御、持久与速决、内线与外线、主动与被动、客观实际与主观指导、消灭敌人与保存自己、包围与反包围、消耗战与歼灭战等问题的辩证关系;深刻揭示了全国抗战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的发展规律,描绘了中国抗战进程的轮廓,揭示了中日双方力量从量变到质变的规律,得出了为什么进行持久战、如何进行持久战和最后胜利为什么属于中国的科学论断。

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军事领域,创造性地提出军事辩证法,是中国军事战略思维的又一高峰。著名作家韩素音评价:“毛泽东将辩证法运用于战争,乃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保证。”

持久战思想不仅在共产党内获得高度肯定和坚决拥护,也得到了包括蒋介石、白崇禧等国民党高层的肯定。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将其浓缩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一语,并以军事委员会之名通令全国作为抗战指导思想。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高度评价《论持久战》,认为这是最好的共产党军事著作之一。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整套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正确预见了抗日战争的出路和前途,从思想和理论上武装了全党和全国人民,成为中华民族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指南。

四、凝聚之胜

五千年历史的深厚文化底蕴、爱国情怀和来自全民族的大团结、力量的大汇聚,是抗战时期民族自信重新振起、坚强与强大的主要源泉、主要支撑。

日本敢入侵中国、敢放出大话“三个月内灭了支那”,就是认为,中华大地“碎片化”、中华民族散乱得无力量。但是他们没有认识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用的不是十九世纪末甲午战争时期的老皇历。

“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中国共产党早就意识到,没有千千万万人民的参加,抗战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因此,一再号召全国人民总动员,实现大规模的组织民众、武装民众,进行全面的统一的积极的抵抗;要求全党每一个同志深入到农村、城市、工厂、兵营中去,唤醒千千万万的同胞到抗日战争中来。

抗战全面爆发前,多数中国人只有血缘亲缘认同和乡土认同,缺乏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抗战爆发后,所有的中国人都逐渐亲身感受到被日寇铁蹄践踏的痛楚,命运共同体的意识油然而生,开始团结一心、共御外侮、同赴国难。中国也由此走出了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艰难第一步。抗日战争促进的民族觉醒是最为深刻、最为广泛的觉醒,是国家观念、民族意识、爱国精神的焕发。

1939年《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中说道“中国军队在民族公敌面前,互相忘记了旧怨,而变为互相援助的亲密朋友,这是中国决不会亡的基础。从前有人说:读诸葛出师表而不流泪者,其人必不忠;读李密陈情表而不流泪者,其人必不孝。今天我们应该说,凡看见或听见中国军队互相不记旧怨、亲密团结而不感动者,其人必不爱国。”

抗战前,国内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国共两党进行了长达十年的血战,国民党内部也是派系林立、争斗激烈,新军阀互不统属、混战不断。然而,抗战开始后,在空前民族觉醒的基础上,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中国实现了阶级合作、党派合作、军队合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抗日景象。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采取包括停止土地革命、将苏维埃政权改为国民政府的地方民主政府、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等措施。针对国民党欲消灭中共于无形的阴谋,中国共产党也始终斗而不破,团结其进步势力和中间势力,孤立和打击其顽固势力,始终把国民党留在抗日统一战线中。

尽管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内各阶级、各政党、各派系及中央与地方之间依然存在错综复杂的矛盾,国共两党的斗争有时也异常尖锐,但是始终未偏离全民族抗战这一主线,各派势力均以抗日为重,国内的各种矛盾均以不破裂全民族共同抗战的统一性为限度。

这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奇观:没有一个民族投敌,各个民族同仇敌忾,并肩战斗;没有一个阶级、阶层投敌,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是抗战主力军,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也参加了抗战,始终坚持在抗战阵营里;没有一个党派投敌,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国民党亦是抗战的重要力量,其他党派也贡献了各自的力量;没有任何一个政党的军队或地方实力派的军队整体投敌;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也都热心关注、实际支持国内的抗战。也有一些局部的、有时甚至是严重的叛国行为,但始终没有毁损全民抗战的大局,并且始终遭到国人的唾弃。

抗战时期,共产党与山西军阀建立了直接联系,双方有一个共同的组织形式——牺盟会;有共同的政治纲领——民族革命十大纲领;有共同的抗日武装——山西新军;有共同的政权——专、县一级由双方共同执掌。共产党长期与四川军阀刘文辉、潘文华保持联系,常与他们交换对时局的看法,鼓励他们坚持抗战。在新疆军阀盛世才的地盘上,中国共产党在乌鲁木齐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派干部到新疆的政府机关、民众团体、军队、新闻界和教育界工作,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统一战线。为什么能形成如此局面?因为全民族有一个共同的愿景: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假如没有国共两党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建立与坚持,如此伟大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之发动、持久与争取胜利,是不可能的。

民族凝聚力是对日寇最强大的威慑力和瓦解力,同时也是对友方、对第三方最有力的感染力和同化力。

五、英勇之胜

“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中国军民视死如归、顽强到底的战斗精神和战场上的一系列胜利成为民族自信重新振起、坚强与强大的根本动力。

从1931年起算,中国抗日战争进行了14年;从1937年起算,中国抗日战争进行了8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是东方反法西斯战线的唯一战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是东方反法西斯战线的主战场。二战中,日军共死亡287.4万人,其中在中国战场死亡198.4万人,在太平洋战场死亡89万人,前者是后者的两倍多。

为什么中国战场成为了日本人的“坟场”?因为正如《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所说的,“我们中华民族有同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你看那八女投江、狼牙山五壮士、八百壮士 ;有着“为保卫祖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民族英烈,你看那左权、彭雪枫、赵尚志、赵一曼……还有张自忠、郝梦龄、李家钰……

东北抗日联军将领杨靖宇牺牲后,日本人知道他很多天没有吃东西,非常不理解,就切开了他的胃,发现胃里只有两团棉花和还没有消化掉的榆树皮。这就是中国人的铁血精神!这种精神连日本人也“很震惊”“很敬佩”。曾追捕杨靖宇的伪通化警务厅厅长岸谷隆一郎自杀前写遗书说:“中国拥有像杨靖宇这样的铁血军人,一定不会亡国。”

1937年9月19日《大公报》上刊载《感谢卫国军人》一文说:“中国军人,近来确立了新道德、新人生观。他们并不是愁眉苦脸地去做牺牲,而是欢欣鼓舞地去尽责任。今天的南北战场上,是争着死、抢着死,因为大家有绝对的信仰,知道牺牲自己是为了换取中华民族子子孙孙的自由,并且确有把握,一定能达到。”

1941年12月27日,日军渡过汨罗江,向南逼近浏阳河一线。决战前夕,中国军队的一位排长褚定侯给大哥写了一封家信,他说:“弟告士兵一句话‘不要他渡河’。弟若不幸,请兄勿悲,并告双亲勿悲。”在前有顽敌、后无援兵的困难情况下,褚定侯带兵与日寇昼夜血战,直至全排官兵壮烈殉国。好一个“不要他渡河”!

因为有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两个战场存在的特殊优势,它形成了敌我之间包围与反包围、犬牙交错的战争态势,出现了战争史上的奇观;这种战争态势把后方变成了前线,使日本侵略者腹背受敌,首尾难顾;两个战场前后夹击,粉碎了日本侵略者“速战速决”的战略计划,使敌人欲胜不能,欲退不得,被迫进行持久的消耗战,稳定了全国战局。

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台儿庄战役一战歼敌万余。第一次长沙会战,迫使日军全线撤退。昆仑关大捷给日军第21旅团歼灭性打击。百团大战取得辉煌战果。上高战役重创日军。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一次又一次地激励着中国人民的抗战斗志与必胜信念。

六、天开海岳

相传英军当年侵占秦皇岛老龙头后,看见唐朝薛仁贵将军打了一个大胜仗后立的“天开海岳”石碑傲然矗立,很不舒服,便用几匹马把它拉倒了。可是此后每天晚上,夜空里便伸出一只大手把英军哨兵一把抓走。如此几夜,英国官兵害怕了,不得不恭恭敬敬地把这块碑重新竖立起来。这是传说,历史事实是:英军撤走后,秦皇岛人民把这块碑重新竖了起来。因为,“天开海岳”碑代表着中华民族的尊严。

支撑生命最可靠的力量不是物质而是精神——小到决定一个人人格的优劣,大到决定一个民族和国家文明的兴衰。

决定战争胜负的,既要靠武器、装备、人员等物质因素,更要靠人心、士气、指导等精神因素。透过70年的历史迷雾,我们今天更加清晰地看到,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实质是精神因素的胜利,“以弱胜强”的全部奥妙就在于精神因素的有效运用与发挥。其中,民族自信的精神因素发挥着独特作用。

抗日战争是民族自信的伟大丰碑。我们的前辈们坚定的民族自信、中国必胜的信念和争取自由平等的梦想,是他们所渴望的生命归宿,是他们对精神家园的固守和依归,为今天某些在纷繁多变的生活中“魂无定所”的国人提供了最宝贵的精神样本。

在几千年的历史流变中,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遇到了无数艰难困苦,但我们都挺过来了、走过来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始终怀抱着坚定的民族自信,这种自信既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培育出克服困难、生生不息的民族前进动力和强大的修复能力。

民族有自信,才能获得坚持的从容、鼓起进取的勇气、焕发创新的活力。因为有着民族自信,还有着获得梦想的渴望,中华儿女在战火里逐渐成长为激情似火的理想主义者,成长为可以为国家命运的改变而献出生命的人。这种人生升华的过程,是一个国家的人民精神生活最动人心魄的情景。

今天,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全民族的第一任务,依然是高扬这种激荡似火的民族自尊和民族自信。

我们的文明足够让我们民族自信。连西方的学者都高度赞美中华文明。美国著名学者保罗·肯尼迪在他所著的《大国的兴衰》中说道:“在近代以前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文明更发达、更先进。”著名的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在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进一步明确指出,中国在公元前3世纪至13世纪之间保持了一个让人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发明和发现远远超出同时代的欧洲。

今天的中国,作为一个崛起大国、复兴大国,要有足够的自信成为战略思维的大国。我们要为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亚洲、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拿出我们的战略规划,拿出比别的国家更好的世界和平发展、科学发展的战略路线图。“中国梦”一定可以引领世界走向更为美好的未来。

法军当初占领镇南关时,立了一块木牌,上书“广西的门户已不再存在了”。中国军民重占镇南关后,也在同一地点竖起一块牌子:“我们用入侵者的头颅重建我们的门户!”

今天,中华民族正需要这样的自信。

天开海岳!

(作者系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军事思想与军事历史教研室副主任 李银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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